建国之法，取其方而易制，故郑康成以井字为解，而王荆公亦以国字为说。惟取其方也，是故每以方而周其外。今且叠而言之。王城方九里，其外凡二节，每节五十里。自王城直度近郊，凡五十里，近郊凡百里。自近郊直度远郊五十里，远郊方二百里，以行六乡之法。其外凡四节，每节百里。自远郊直度甸百里，甸有三，非四丘为甸与甸服之谓也，以行五遂之法。甸方四百里，自甸直度稍地百里，稍方六百里。始杂以井田助法。自稍直度县百里，县有二，非遂人五鄙为县之谓也。县方八百里，自县直度都百里，都方千里，亦谓之畺。自是以上谓之王畿。县之外直度百里，凡三十有八同，总谓之都，亦谓之畺。畺者所以为王畿千里之限也。畺之内每以小都者四，加至方百里为大都，天子之三公与亲王子母弟各食其一焉，亦在九十三国数中。以百里四分之，以一小都之税入于王而食其三。大都之外有公邑，用贡法。贡法之外亦有口出泉，所谓邦都之赋者。此则直度五百里之内，方千里之地也。

对：先王之为天下也，不求民以其所不为，不强民以其所不能，故其民优游而乐易。周之盛时，其所以赋取于民者，莫不有法，故民不告劳，而上不阙用。及其衰也，诸侯恣行，其所以赋取于民者，唯其所欲，而刑罚随之，故其民至于穷而无告。夫民之为农，而责之以工也，是犹居山者而责之以舟楫也。鲁成公作丘甲，而《春秋》讥焉。《谷梁传》曰：「古者农工各有职。甲，非人人之所能为也。丘作甲，非正也」。而杜预以为古者四丘为甸，甸出长毂一乘，戎马四匹，牛十二头，甲士三人，步卒七十二人，而鲁使丘出之也。夫四丘而后为甸，鲁虽重歛，安至于四倍而取之哉！哀公用田赋，曰二吾犹不足。而夫子讥其残民之甚。未有四倍而取者也。且夫变古易常者，《春秋》之所讥也。故书作三军、舍中军、初税亩、作丘甲、用田赋者，皆所以讥政令之所由变也。而《谷梁》、杜氏之说如此之相戾，安得不辨其失而归之正哉。故愚曰《谷梁》之说是。谨对。

《周礼》之言田赋夫家车徒之数，圣王之制也。其言五等之君，封国之大小，非圣人之制也，战国所增之文也。何以言之？按郑氏说，武王之时，周地狭小，故诸侯之封，及百里而止。周公征伐不服，斥大中国，故大封诸侯，而诸公之地至五百里。不知武王之时，何国不服，而周公之所征伐者谁也？东征之役，见于诗书，岂其廓地千里，而史不载耶？此甚可疑也。周之初，诸侯八百，春秋之世，存者无数十。郑子产有言：「古者大国百里，今晋、楚千乘，若无侵小，何以至此」？子产之博物，其言宜可信。先儒或以《周礼》为战国阴谋之书，亦有以也。王制，公侯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，而孟子之说亦如此。此三代之通法。鲁之车千乘，僭也。《春秋》大蒐、大阅，皆以讥书。言其车之多、徒之众，非鲁之所宜有，故曰大也。夫周之制，四丘为甸，甸出长毂一乘，鲁之无千甸之封亦明矣。然公车、千乘之见于《诗》，何也？孟子曰：「说诗者不以文害辞，不以辞害意」。天子之马止于十二闲，而《诗》有「騋牝三千」，美其富不讥其僭，不害其为诗也。夫千乘之积，虽为七万五千人，而有羡卒处其半焉。故三万者，公徒而已。鲁襄公之十一年，初作三军，僖公之世，未至于三万。愚又疑夫诗人张而大之也。

兵阵之事，有不可以言者，有不得不言者。卫灵公在诸侯之任，当以守法为职，不当问阵；有不仁之资，宜以修德为务，不宜问阵。然且问之，此孔子所以不对也，所谓不可以言者也。然孔子不对灵公之问，将以立教尔，至其自谓，则曰「我战则克」；其请伐罪，则曰「以鲁之众，加齐之半，宜可克」。是则使孔子中天下而立，定四海之民，其行师用兵之际，必有道矣。其不肯驱乌合无律之民，以用之立死之地决矣。当是时也，兵阵之事，将习之不暇，而况于言乎？此所谓不得不言者也。世之不善讲学者，耻于戎事之不知，则未尝不以孔子辟卫灵公藉口，彼不知孔子之辟，其旨有在，而文事必有武备，乃吾儒之所当言。傥曰「吾知道而已，兵非吾之所知」，其不当问者辟之以此，而当问者亦辟之以此，是无乃拘而害事也哉！儒者之于天下，亦何所用也哉！今夫古之用仁义之师者莫如武王，为王之佐者莫如太公。为武王、太公者，疑若专以曲直老壮为定计，凡覆杀之机，布设军势之事，当绝弗道，而其《六韬》之书，乃有《鸟云山兵》、《鸟云泽兵》等篇，其所以较胜负利害之际者甚详。岂武王、太公至是而变仁义为谲诈耶？直以为德之不怀，则兵之必用，则凡所以御兵制敌之道不可不讲之耳。然此尚有可诿者，曰：六韬非圣人之书，盖战国相倾之士，借太公以为市者。至于《诗》《书》为帝王之遗迹，岂复有可议者耶？而有扈之役则曰：「左不攻于左，汝不恭命；右不攻于右，汝不恭命；御非其马之正，汝不恭命」。牧野之誓则曰：「今日之事，不愆于六步七步，乃止齐焉；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，乃止齐焉」。宣王征徐方之诗亦曰：「绵绵翼翼，不测不克」。又何敦阵整旅之能废也！夫左治其左，右治其右，六步七步之旅，进不可不同心，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之击刺，不可不并力，与夫绵绵以为奇，而使敌不测，翼翼以为正，而使敌不克，自帝王之时已然，而《书》与《诗》载之，未尝以为耻，后世之士乃独耻言之，岂非好名而不适实之弊哉？盖闻古之制阵，其名不一。有以三才名者：日月星辰斗杓，一左一右，一迎一背，谓之天阵；丘陵水泉，亦有左右前后之利，谓之地阵；用车用马，用文用武，谓之人阵。此三才之辨也。有以五时名者：春为牝阵，弓为前行；夏为方阵，戟为前行；季夏为圆阵，矛为前行；秋为牡阵，剑为前行；冬为伏阵，楯为前行。此五时之辨也。有以四兽名者：使商人为前，兵象白虎；使羽人为前，兵象玄武；使祉人为前，兵象朱雀；使角人为前，兵象青龙。此四兽之辨也。有以五行名者：木之直，金之方，火之锐，水之曲，土之圆，此五行之辨也。凡若是者，因类制名，固不可殚数。而八阵之名，尤为异同。若所谓一方、二圆、三牝、四牡、五衡方、六车轮、七罘罝、八雁行，是一八阵也。若所谓车箱洞当金、车上中黄土、鸟云鸟翔火、折冲木、龙腾却月水、雁行鹳鹅天、车轮地、虎翼人，又一八阵也。纷纭异口，其无定论如是。至于天、地、风、云、龙、虎、鸟、蛇，以是八物制为八名，兵家者流于此多归焉，则八阵之定论，亦有在矣。然是八物者，亦信其所从名之当否耳。考其根柢，阵之所以八者，自有所祖述。盖其法肇于黄帝，具于成周，而变化于诸葛孔明，非诸葛孔明之独能为是也。昔黄帝潜通八卦而建一都之法，默会九天而设三军之制。是以周公则而象之，以九夫为井，四井为邑，四邑为丘，四丘为甸，四甸为县，四县为都。自九夫之井至于四县之都，而得乎一都之法。又以五人为伍，五伍为两，四两为卒，五卒为旅，五旅为师，五师为军。自五人之伍至于五师之军，而合乎三军之制。至于孔明，则又上探黄帝之微意，下采成周之遗法，因而循之，与道神之，革而化之，与道宜之，而阵法备焉。故其制为八阵，自九夫为井而演之，纵横皆八，而有八八六十四阵者，所以通乎八卦也。立为三军，自五人为伍而演之，周旋皆九，而有九九八十一阵者，所以会乎九天也。然则孔明之所祖述者，可谓深且远矣，非与夫古人之精神心术流通为一者，畴能尔哉？李兴曰：「推子八阵，不在孙吴。木牛之奇，则非般模」。谓木牛非出于般匠之遗，其说诚是，若求八阵于孙吴之书，则孙吴之书固无有也，是不知孔明之祖述在彼而不在此也。愚故曰，肇于黄帝，具于成周，变化于诸葛孔明，非诸葛孔明之独能为是也。呜呼！八阵之法，黄帝既以北逐獯鬻，南平蚩尤，戡黎于阪泉，省方于崆峒，底定万国，旁罗七曜；周公既以此诛纣伐奄，膺戎狄、惩荆舒；而孔明又以此平定南中，响震关辅，斩王双、走郭淮、杀张合，以成鼎足之强，则其明效大验已可见矣。后世之言兵，孰不欲得其遗法而师承之？然昧其法者莫如晋之桓温，明其法者莫如唐之李靖，此又不可不知也。垒石八行，行去二丈，此其为武侯之遗迹，真与伪皆未可知，而桓温幸僚属之不识，遽欺之曰：「此常山蛇势也」。夫常山蛇者，在兵法谓之率然，击其首则尾至，击其尾则首至，击其中则首尾俱至。考之阵势，特曲直一阵势耳，乌在为八哉！且武侯所祖在黄帝、周公，而温信于率然之说，比之李兴谓不在孙吴者尚或有愧，故曰昧其法者莫温若也。唐太宗问李靖曰：「卿所制六花阵，出何术乎」？靖曰：「臣本诸葛亮八阵法也。大阵包小阵，大营包小营，隅络钩连，曲直相对，古制如此」。乃为图陈之。夫驰驱于戎马之间，识兵形阵法者莫如太宗，而靖有六花之制，乃不知其所出，必待剖喻明白而后悟，则靖之于八阵深矣，又非守其绪馀糟粕者之比也。愚故曰明其法者莫靖若也。虽然，论其深妙，固未易以立谈判，考其大纲，则不过奇正二字而已。盖古之制军，合万二千五百人而为军，其为伍者一千一百二十五，其为两者二百五十，十取三焉而为奇，馀七以为正，四奇四正而八阵生焉，是以分阵之数有奇有正也。回旋九攒以象天，四平正列以象地，散涣邪直以为风，前大后锐以为云。天、地、风、云，四阵之正也。延邪绵直以为龙蟠，前合后开以为虎翼，弥漫散洽以为鸟翔，回屈包盖以为蛇𧐗。龙、鸟、虎、蛇，四阵之奇也。是其布阵之形，有奇有正也。天子、上将居中而不动，疑兵游军出没而无常，是其用阵之势有奇有正也。乃若阵行之疏，阵战之密，其人之列，面之相向，背之相承，阵间容阵，队间容队，曲间容曲，前禦其前，后当其后，左防其左，右防其右，行必鱼贯，立必雁行，长以卫短，短以救长，回军转阵，以前为后，以后为前，进无速奔，退无遽走，虽绝成阵，虽散成行，四头八尾，触处为首。先动为阳，轻疾猛厉，其势险，其节短；后动为阴，持重固密，不动如山。其倏忽幽闇，神出鬼没，千变万态而不可致穷，则又所谓奇正之相生，如环之无端者。八阵之制如此。然则为今日计，将欲诛王庭，戡乱略，可不务乎？虽王者之兵，鼓之以道德，征之以仁义，有征无战，善师不阵也，而其不幸有顽然不服者，以是为权谋之助，非小补也。嗟乎，物不终静，故受之以动。当纯坤用事，则阴疑于阳，而飞龙野战；当大朴既散，则圣道并起，而戎马生郊。则有力吞八荒，争截九有，而生民之类，骚然不宁。黄帝于此，顺杀气以作兵法，文昌以命将，而又制为阵法，以贻后代，岂得已者哉！盖所谓生道杀民，威不轨而成文德也。而后世经生儒士争非之，并于孔明之祖述者黜焉。一旦乘以仓卒之变，而有抗衡之事，其将若之何？然非黄帝、孔明者既以大缪，而法之不守，德之不修，专以嗜杀自封殖为事者，其为生民祸，亦岂细故耶？故郑之鱼丽、鹳鹅，魏之鹤列，晋之三行，楚之二广、二盂，徒以逞一己之欲，而挈赤子于肝脑涂地耳。其得罪于君子，不亦甚乎！孔子所以不对卫灵公，而孟子亦尝辟善阵、善战为民贼者，岂非为此等虑者哉！夫仁义权谋，后世不可偏废。一于仁义，则拘而不通；专于权谋，则浸入于诈，而无以自反于正。区区之虑，每及乎此，故力陈武侯八阵之美，以谨后世之武备，而又辟鱼丽、鹳鹅之属，以终孔子俎豆之意焉。

临江自三刘有功汉史，其学盛行。今徐筠孟坚既为《汉官考》四卷，李天麟仲祥又惜司马迁、班固不为兵志，于是究极本末，类成一书，注以史氏本文，具有条理。凡中外诸军若将帅之名，与夫赏功罚罪、繇戍简稽、兵器马政，参互讨论，略无遗者，数请予序其意。予观《周礼》虽分六职，而小宰以官府六联合邦治，每措军旅于祭祀宾客七事之中。司马名为治兵，多及坐作进退，而徒役旗常车甲之属散于六官，大师用众之礼乃在宗伯。后世趣便一时，古制遂亡。人徒知井田一坏为四民之害，而不知兴衰治乱，举出于兵，此邦家之害也。徒以开阡陌罪秦，而不知变内政以作俑者齐也。盖古者卿大夫家曰百乘，诸侯国曰千乘，天子则曰万乘。始于四丘为甸，甸有戎马，有兵车，有牛车，有甲士，有步卒，是以师田其务，文武同方。汉承秦后，兵农幸未全分，如欲复古，犹易为力。至武帝穷师黩武，加以横歛，其又奚言？国不足于兵，将每难其人，有自来矣。予固因汉氏之失策及先王之遗意，使学者有考焉。嘉泰元年二月既望。

南海之滨有大宝山，名曰支提，众山围绕于其中，闻有大菩萨号曰天冠，与千众俱往。昔吴越有大檀那，谥曰忠懿，建阿兰若，集瞿昙子，庄严佛事。是诸菩萨现诸实相，令诸众生起诸信根尔。时普现念念思惟，谛观是身，众妄和合，贪嗔及痴增长。我见誓截疑网，趣出离道，与其同学招隐居士各各将子稽首来谒，经过险绝，无有疲懈，诣彼化城，寻求宝所。至宝所已而不见宝，了知菩萨空寂为家，以无所住，故曰常住。作是念已，顾瞻之间，有二驯兽，纯白无染，如师子儿，回旋中林，奋迅而去。香云既升，天容开阖，山巅木杪皆有精色。复有梵音发于山谷，铿鋐镗鞳，如撞巨钟四十有二。复有宝光现于峰顶，荧煌晔曜，如燃巨灯，十目争睹。于是住山善秀比丘为居士言：「我从昔来长养众善，坐菩萨场，多历年所，未尝得闻如是种种诸殊妙善。昼夜六时，应念俱至，汝今为我称扬赞叹，令诸未悟生精进心」。居士闻已，欢喜踊跃，重宣此义，而作偈言：

我观大觉中，如海众沤发。众生佛菩萨，同一三摩提。背觉合诸妄，展转生内尘。调御天人师，方便破诸暗。还汝一精明，尘销觉圆净。譬如逃虚子，舍父久复还。受之具足器，了不从外得。我行支提山，诣佛所住处。岩峦水草树，但作世间相。非唯所见亡，亦无能见者。天冠妙智力，惠我大三昧。撞钟及燃灯，众相自呈露。我见此光时，眼根得清净。我闻此音时，耳根得解脱。见闻如幻翳，斯语未真实。如是千菩萨，不可以相见。一切唯心起，莫作圣解观。音声及光影，亦复无自性。不从有中生，不从无中灭。一钟既发扬，一切声亦然。一灯既显照，一切色亦然。闻声及见色，天冠即现前。一刹既周遍，一切刹亦然。大千恒河沙，一沙一佛刹。一刹一支提，常住菩萨众。如是一一刹，复有诸恒河。一一尘沙中，复有如是境。旋闻返自照，悉现妙明中。无人亦无佛，十方亦销陨。如海众沤灭，寂湛了不动。法界同广大，历劫无有尽。我作如是说，用报慈忍恩。虚空不可名，我亦未尝说。未来见闻者，应作如是观。